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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布了手机号码和QQ号码,她的手机立马被打爆。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电池换着用也撑不住,最多时,邮箱里有2088封新邮件。实在撑不住,她只好关机,但这却又引发了不少农民工和媒体的质疑:公布号码又不接电话,不是在忽悠吗?这令胡小燕感到委屈:“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一位多次采访她的记者说。现在的电话和邮件,已经比最初少了很多,但每天的电话,依然会有十几通。除了最常见的讨薪维权、工伤索赔、子女教育等问题外,找上门来的人也有形形色色的人等:有人说自己没钱读大学,让胡小燕给他钱;有人说自己想要自杀;甚至还有人让胡小燕帮忙找儿媳。一些时候,征地拆迁的问题也会反映到她那里。“我只能建议他们找相关部门,没办法。”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针对胡小燕遇到的难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我国人大代表不是实行精英制,她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她不可能解决所有农民工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胡小燕不能帮一些农民工解决难题,她也没有必要自责和内疚。人大代表不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着眼于发现问题、感应问题,监督解决问题。”这种思路也渐渐成为胡小燕的工作方式。广东省总工会设了一个“海燕信箱”与她对接,“一般我接到广东省内的材料,都会转给他们,再由他们转给相关部门。”胡小燕说,“其他省份的,我看了之后建议他去找相关部门,因为作为代表是没有处理问题的权力,只能让他们找相关部门理性维权。”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康厚明身上。“几年代表当下来,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康厚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前更多针对个案的解决,现在则意识到: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多方面了解调研,提出建议。”当然,在个案的咨询等方面,康厚明依然帮助了不少工友。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得以接触重庆市政府和公检法系统的不少官员,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汪夏就给了很多热情的帮助。”朱雪芹则在上海成立了工作室,集中为农民工维权。但这个工作室在个案维权方面同样遇到了困惑。“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执法部门,企业不买账,法院判了执行难,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也会感觉力不从心。”朱雪芹说。于是,很多时候,她只能挑一些典型的案子,带到两会上进行讨论。“这说明他们还是很弱势的代表。”李昌平说,“今天,人大代表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履行。不过这不只是农民工代表的问题,而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如何落实的问题。”“有几百个代表才对”“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严格来说,现在,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都已经不是农民工了。在他们的本届任期内,这三位代表都先后完成了身份的“转型”:落户城市。城市户口吸引他们的,无非是一些具体的政策优势,例如子女上学。虽然户口的性质变了,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可以担当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按照康厚明的说法,“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这两年,我都是为这个群体在说话的。”胡小燕说,“我的亲戚朋友,包括我老公的户口都还在农村。我一直就在这个群体当中,这没什么好质疑的。”这位在打工初期曾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遣送的人大代表,因为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得以落户佛山。但是,她依然住在狭小的工厂宿舍里。朱雪芹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得以落户上海。不过,她也依然在两会上为农民工的权利鼓呼。四年间,朱雪芹敏锐地观察到一些变化,比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愈发重要。为此,她建立了“朱雪芹志愿者工作室”,为农民工子女开辟“第二课堂”和免费课业辅导。再比如,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在她的老家江苏睢宁,以前的标语是鼓励大家走出去,现在的标语则是邀请大家留下来。发生在这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本人身上的变化,则更为明显:他们的休息时间少了,视野开阔了,表达能力提高了,应对媒体愈发自如了。胡小燕还获得了在工会挂职的机会。有了一届人大代表的履职经验,胡小燕们期待能够连任,继续为农民工说话。“下一届能不能当选,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说了算,而是人民说了算。”康厚明说。更多的人期待:在下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增加农民工代表的数量。“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比较弱势一点,人多力量大嘛。”胡小燕说。李昌平的建议则更“激进”:“这个代表群体要庞大一些,不能是四个代表,也不能是九个代表、十个代表。有几百个代表才是对的。”(南方周末)
郑州花园路居易国际一男子跳楼身亡2月29日,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居易国际小区,一个年轻的生命从15楼坠下,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只听围观群众说他是90年生人,有一个谈了半年的女朋友。一位穿粉色上衣的女孩和朋友们哭诉,上一次他们吵架,他曾躺在马路中间。田仲煜/摄昨日下午,位于花园路北段一小区内,一名疑似餐饮店老板的男子坠楼身亡。警方正对其死因进行调查。(记者 魏浩) 昨日下午4时许,在花园北路居易国际广场3号楼后侧平台上,一名男子被医护人员确认死亡。民警称,男子坠楼后当场死亡,原因尚未获知。楼下,一年轻女子不住哭喊,几欲晕厥。有居民称,该女子系死者女友。 昨日下午3时许,腾讯微博网友对此跳楼事件纷纷留言,对逝去的生命表示惋惜。网友“小树的老公不是大树”说:“跳楼的是小区一家饺子店的男主人,他们家的饺子是方圆十里最好吃的。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昨晚7时,受访民警称死者尸检结果尚未出来,死者家属还未赶至郑州,具体死因警方正在调查。
中新网3月2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介绍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等方面情况。对于“国外驻华使馆对PM2.5进行监测和发布”一事,吴晓青回应称,简单以PM2.5的日均值标准来评价小时的空气质量的做法,不符合国际通行的相关技术规范,不仅不能反映该地区真实的空气质量状况,更不能反映整个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状况。 2011年下半年,北京等城市接连出现的灰霾天气让“PM2.5”开始进入公众视线。而美国驻华使馆和北京市环保局关于监测数据谁更准确的辩论更是让其成为社会热词。 对于记者提出的“国外驻华使馆对PM2.5进行监测和发布”一事,吴晓青说,从技术上看,空气质量的监测应符合有关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这涉及到监测点位的布设、监测人员的资质、分析方法的选择以及监测设备选型等多种因素,并采取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措施,才能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吴晓青说,一个城市每天的空气质量应该按照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由多个监测点位日均值、多项监测指标来对照标准进行综合评价才具有代表性,这是包括国外的一些同行们都知道并遵循的原则。 “我国现在制定的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以及新的评价技术规范,与国际通行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是一致的。”吴晓青说,因此,简单以PM2.5的日均值标准来评价小时的空气质量的做法,不符合国际通行的相关技术规范,不仅不能反映该地区真实的空气质量状况,更不能反映整个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状况。 吴晓青表示,按照新发布的技术规定,北京市将实时发布每个监测点位的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六项污染物的浓度和空气质量的分值数,监测结果会更全面、更具有代表性。 “还要说明的是,目前北京市布设的空气环境质量监测点已经覆盖了外国驻华使馆区域,应该能够满足包括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公众了解北京空气质量的需求。”吴晓青说。(据中国网文字直播整理)
资料图:巴基斯坦工人组装枭龙战斗机2月20日,从巴基斯坦传来喜讯,中航工业成飞数控加工厂赴巴基斯坦工作组的重要任务——“枭龙”飞机某整体框完成了零件测量,这标志着“枭龙”飞机首件大型整体框在巴基斯坦的加工工作顺利完成。1月18日,成飞工作组正式进入巴方数控厂。作为第一支赴巴工作的数控团队,中航工业成飞数控加工厂的工作人员肩负着“拓荒”的使命。克服语言沟通障碍和饮食文化差异,工作团队成员充分发挥成飞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的作风。进场第一天,工作组负责人就对具体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使工作组成员既有明确分工,又有紧密协作,让工作主次分明、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经过通力配合,不到一个月,首件大型整体框的加工工作就圆满完成。
新蔡县关津乡农业综合开发占用农民耕地无补偿,引发群众强烈不满—— 惠农工程切勿伤农 (记者 韩春光)“俺家总共不到7亩3分地,一年前,上级说要在俺这里搞农业综合开发,修建田间道路、沟渠,一下占了4亩多,现在俺家只剩下3亩地。如果不是孩子外出打工,一家4口人简直没法生活!”2月8日至9日,记者到新蔡县关津乡万庄村委会陈庄自然村采访,该村一位姓陈的村民对记者说。 “上级在俺这儿搞农业综合开发,就像乡村干部给俺群众讲哩,确实是一项惠农工程。应该说,群众是比较理解和支持的。但也不能说把耕地占了就占了,没有个说法。要是占3分、2分的,就算了。一占好几亩不给补偿,耕地可是俺的命根儿呀!” 修建田间道路和沟渠占用耕地无补偿,被占地农户吃不消。 据了解,和这位姓陈的村民情况大致一样,在关津乡徐庙村委会的牛庄村自然村,还有万庄村委会的三里庄自然村、梅庄自然村、万庄自然村和陈庄自然村,由于一年多前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修建田间道路和沟渠,每个村都有多户村民的耕地被占去几分到几亩不等。 “俺家一共7口人,耕地有十来亩。大概是前年底去年初,因为农业综合开发,在麦田里修沟渠和道路,占了俺4亩多地,麦苗都长多深了都被毁了。要说没有给一点补偿,也不全是。今年春节,乡村干部给俺家发了两袋面粉,一袋40斤,两袋80斤,加起来值百十块钱。”万庄村委会梅庄自然村一位姓梅的60多岁的老大爷对记者说。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徐庙村委会牛庄自然村和万庄村委会三里庄自然村南面,一条从麦田穿过的刚完成路基工程的田间道路上。在路边,记者刚好遇见万庄村委会三里庄自然村一位姓梅的村民。这位村民说,从麦田里新开的这条道路,属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连带路两边的沟渠宽约16米,自西向东穿过麦田,经徐庙村、万庄村、腰庄村,通到宋岗乡宋岗村,长约5公里。修这条田间道路,占去耕地大约100多亩,均未给群众补偿。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中,没有占用耕地补偿资金这一项。 针对被占地农户的反映,记者分别采访了万庄村支书万立峰和徐庙村支书徐光明。 万立峰告诉记者,群众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他们向我们村干部反映,要求占地给补偿。村里咋补呀,村集体一没有钱,二没有机动地。我们只能向乡里反映。最后一打听,才知道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没有占用耕地补偿资金这一项。好在许多群众通情达理,都说要是占个三二分地哩,也就算了。对于占地比较多的农户,不给补偿或者补地,一年两年不解决,不是啥大问题。可是时间长了,不给补偿就是问题。” 徐庙村支书徐光明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确实是一项惠农工程,能让大多数群众受益。但是,为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也不能让少部分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党的好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与基层实际情况的衔接。新蔡县是贫困县,关津乡是贫困乡,我们村是贫困村,哪有能力对被占地群众进行补偿?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确实好呀!但是群众的要求也是合法合理的。我们希望上级领导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别总是把矛盾压到村这一级,让村干部为难。” 被占地农户多次讨要占地补偿,乡村两级经济拮据难赔付。 对此,关津乡政府一位负责同志说,农业综合开发占用耕地这个事,群众向乡政府反映过多次。关津乡是农业综合开发试点乡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的目的是,把低产田改造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田。上级要求标准是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桥架好、井配套,建成之后,旱能浇、涝能排。总的来讲,对广大群众是好事。可是,按照上级要求和标准严格执行,势必要占用农民耕地。 新蔡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县,关津乡是贫穷乡,乡村两级干部的工资,完全靠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发放。除此之外,乡里没有多余的财力,来解决别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2012年春节前,对被占耕地在二三亩以上的农户,乡里向他们发放了两袋面粉,作为慰问。同时乡政府也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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